個案教學與聽說讀想

    很多年輕人在進入職場以後,發現學校中所教的一大堆理論未必能在工作上發揮作用,反而每天所需要用到的「聽說讀寫」等技能卻訓練不足。商管教育中的個案教學,其實正好可以協助學生在這方面的成長。個案教學在「寫」方面能幫助的不多,但「聽說讀寫」等背後的「想」,個案討論卻比上課聽講效果更佳。
首先是「讀」。讀「理論」和讀實務上的資料與數據不同,學生在校期間在前者方面所受的訓練,未必能轉移到後者上。然而個案教材中的資料與企業實務上的資料在形式與複雜度上都十分接近,學生為了上課討論必須在課前努力讀懂這些資料,上課時教師則可以要求學生針對個案中的內容摘要整理,或對各種報表進行分析,然後再依學生理解上不足的部分進行指導。同學之間也可以互相參考一下彼此的閱讀與摘要的能力與結果。
其次是「聽」。有些人比較專心,或比較能夠聽懂別人的意思,有些則否。主持個案教學的教師可以在學生互動過程中,讓大家注意到每個學生「聽力」的高下與不足,同時可以藉著要求學生對其他人的意見 進行「複誦」,來強化學生的聆聽專注力與理解能力。單向式的講授,往往要到學期結束,看到考卷以後,教師才發現有些學生根本沒有聽懂,但為時已晚。再者,學生若聽不懂講課,常會歸咎於學理太深或教師表達能力不好,但同學間的討論,這些都不成為藉口
第三是「說」。個案討論時,學生必須針對同學發言或教師提問,提出自已的意見。因此在上課過程中,除了必須專心聆聽之外,還必須配合討論的主題進度,持續形成本身意見,構思發言內容,甚至在心中 不斷模擬「造句」,以備萬一被要求發言時不致於腦中一片空白。然而這樣一來,即使實際上並未發言,口頭表達的能力也提升了。
第四是「想」。上述的「讀聽說」三者不只是技巧問題,它們背後還有「思想」的能力。學理、架構以及邏輯能力對「讀聽說」三者的品質與進行效率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唯有經由個案討論,才能讓學生有機會體認「思想」或學理的價值,以及學理與邏輯如何透過「讀聽說」來與實務問題的分析與決策結合在一起。學理是否讀通、思考上是合乎邏輯,都可以在討論時受到檢視。這些都是一般聽講、閱讀、記誦,以及紙筆考試所不能做到的。而個案教學中並未特別強調的「寫作」,其品質水準其實也建立在思想上。
讀書或傳統的學習方式,主要目的是在於提升「思想」的潛能,然而這些潛能必須經由在真實世界中長期運用與試誤才能內化,個案研討則是模擬真實世界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徑。
        
本文于2011年刊載於《今週刊》

互信與互重是高階管理教育的基礎

成功的高階管理者有一項共同特色:在多年的歷練之後,自己或多或少都發展出一些有實用價值、可能只有局部適用,同時也十分內隱(不容易系統化的說清楚)的管理理論。

由於心中擁有這些自己建構出來的理論或道理,所以當聽到或讀到任何學理時,都會隱約感到兩者之間的矛盾,甚至對學理的實用性抱持保留的態度。再者,大部分高階管理者缺乏足夠的觀念化能力來有效整合自己的理論與學理上的理論,於是往往感到學理用處不大,甚至錯誤地認為參加高階培訓,主要作用只是在建立更多的社會網絡與商業網絡。這種想法若日益普遍,長此以往,管理教育的價值甚至正當性都會受到社會的質疑。 

互相辯證彼此想法

對高階管理者而言,真正能發揮學習效果的教學方式是討論而不是講授。因為在討論,尤其是個案討論的過程中,學員們才有機會努力運用自己的「理論」來分析一組複雜的實際問題,不僅要做出抉擇、設計出具體方案,而且還要明確的講出理由,這也是強迫將各自的內隱理論加以「外顯化」的方法。同學間的決策方案各有千秋,考慮因素也不相同,在互相聆聽、比對、辯證的過程中,大家才有機會反省自己推理方法的周延程度,並設法彼此截長補短;而教師也才有機會藉由引導互動,來運用更抽象、層次更高的學理來整合各方的論述。在這種作法下,學員不僅可以逐漸融會學術上的理論以及同學們形形色色的「實戰理論」,同時也學會了在議論紛紜的場合中,整理、整合意見的方法。

互信與互重

然而這種交流互動,必須建立在互信與互重的基礎上才有效果。大多數高階管理人針對任何議題,都很容易隨口講出一段冠冕堂皇,但實質上卻是十分浮面的說法。唯有在互相信任、互相敬重的同學面前,才願意將自己心中極為內隱的成功秘訣或從慘痛的經驗中學到的寶貴教訓和大家分享,既不在乎自己形象的維持,也沒有機密問題。而當同學們對自己的想法提出質疑或挑戰時,心中也不會產生不快,反而將這些視為自己知能成長的重要養分。

以上所描述的學習與分享過程,和年輕人上課極不相同,因此培養學員間的互信與互重,是高階管理教育中十分關鍵的一環。班級人數要少、層級要相當、上課要多運用個案教學、要有適度的課外的聯誼等,都是為了提升此一學習過程的效果。

本文于2011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商管知能與工程科技大不相同


商管專業知能與工程科技二者的知識性質極不相同,因此某些研究發展、人才培訓、產學合作等方面的作法,在工程或科技方面可能可行,但在商管方面則未必。
此二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工程科技通常高度依賴精密而昂貴的設備,同時有明確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商管方面的知能載具主要是「人」,而且「人」所能掌握的商管知能很難經由法律來限制其外溢與流傳。同理延伸,可知大部分自然科學比較接近工程科技;文學院、法學院的知識特性則比較類似商管專業。
多年以前,國科會對學術研究的支持幾乎完全從理工學院的角度來思考,因此在經費使用上只提供「設備」補助,而不提供薪酬補助。有些商管學院的學者或許還可申請研究經費來從事大規模的調查,但其他依賴文獻閱讀、訪問、思考來進行研究的人(包括文學院、法學院的學者),就發現這類「研究活動」都不在經費補助之列。
另一個實例是政府支持的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基於上述的工程科技特性,工研院等財團法人可以利用政府預算購買設備,為那些無力購買此種設備的中小企業進行共同研發,也可以邀集幾家有共同需求的企業,一起分攤費用來從國外引進技術或購買專利權,因此工研院等財團法人有其存在價值。再者,高價的設備與智財權保護,使財團法人中的研究人員想藉著這些技術知識,自行出去創業的可能性也比較受到限制。
然而同樣是經濟部所支持的商業發展研究院,若採取同樣的作法就不容易。商業服務業想提升本身的商管專業知能,除了必須在組織內部自行發展、自行傳承之外,如果希望從國外引進新的作法,就應該自行派人前往觀摩實習,並且實做一段時間後才能將這些經營能力逐漸建構在自己員工身上。此一過程不太需要財團法人來協助「技術轉移」,而且財團法人中的研究人員若擁有這些能力,大可帶著這些知能自行創業或轉任到企業界去,「智財權」法律也難以規範。
第三個實例是近來日漸風行的產學合作。學校經費緊縮,畢業生謀職不易,因此由企業界支付經費來贊助學生進行其所指定的研究,畢業後就到該企業去上班,這種安排在工學院是十分可行的。因為學校有研究設備可以讓許多企業一起利用,學生所研究的項目與贊助企業的研發方向之間有高度的「專屬關聯」,加上智財權的保障,使學生畢業後不容易帶著技術轉任到其他企業,因此學校、企業、學生三者可以各取所需,共創多贏。而商管學院的MBA教育,不需要高價的研究設備,訓練的又是通才,企業難免擔心支付了學費又分享了經驗,等學生畢業以後萬一留任意願不高,僅依賴簽約綁人,十分麻煩,不如等學生完成學業後再來擇優選聘,更為實際。

當然,若學校自認無法提供有用的專業知能,又對學生就業缺乏信心,於是將「教導」與「就業」的責任及早交給企業,學校只提供「學位」,就不在此處討論範圍內了。

本文于2011年刊載於《今週刊》

CEO要敢不恥下問

孔子認為「不恥下問」是一項美德,因為願意向比自己地位低或年紀輕的人請教,是謙虛好學的表現。然而到了目前這個時代,「下問」已經是居上位者確保決策品質、提升本身知能的必要作為,不僅毫無「恥」的意味,反而不願隨時向各方請教的長官,潛在問題才嚴重。
決策品質深受決策者所掌握的資訊以及所擁有知能所影響。近年來,世界變化快、新生事物多,加上企業經營範圍走向跨業跨國,各種資訊量大而複雜,高階主管必須經由組織內部熟悉各種環境介面的人員來掌握這些資訊與變化。這些人員不清楚高階主管的決策需求,在口頭或書面報告中,未必能完整呈現所有攸關的資訊,因此高階主管應針對本身決策的關鍵前提,向他們提出更進一步的詢問。愈願意問、愈會問的人,就愈能從各級人員中吸收到自己所需的關鍵資訊。
此外,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年輕人在許多方面的知識,極可能超越他們的長官。例如,新高科技的趨勢、資訊科技的發展、金融商品的設計、調研技術的應用等,幾乎隨時都會出現創新與變化,高階主管隨時向擁有這些專業知識的部屬請教,是吸收新知的重要管道。高階主管當然無法只經由「問」而深入掌握這些知識,但若不問更不能將這些新知識整合到決策過程中。
有些高階主管,為了維持「長官無所不知」的英明形象,對自己不了解的事不願提問,唯恐提出問題太膚淺,透露出自己的知識水準而被部屬所看輕,不如微笑點頭,做出莫測高深的樣子。殊不知,長此以往,決策品質必然下降,甚至在不知不覺間將實質的決策權下授給擁有這些專業知識的部屬,然後自己在沒有能力介入的情況下,為別人的判斷與決策負起責任。
地位崇高的高階主管,開始採取「下問」的行為模式是相當痛苦的。一方面不得不打破「官大學問大」的神話,一方面也被迫拉近了階層之間權力與地位的差距。而對所謂「四、五年級」的高階主管來說,更是難以適應。因為當這一代人年輕時,其高階長官的知識、社會關係以及消息網絡所造成的權威,讓他們不得不唯唯諾諾;等到自己終於「熬」成長官時,又遇到了知識爆炸與網路時代,以知識與資訊為基礎的權力又轉到了年輕人手裡。
然而這就是現實。心態調整、行為調整,才能適應此一無情的現實。

本文于2011年刊載於《天下雜誌》